投资移民计划为“去银行化”下的高净值人士提供帮助

不过，高净值企业家和投资者面临的最新威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媒体报道。这就是所谓的“去银行化”，一种新型的“取消文化”，这是美国各银行日益增长的威胁和趋势。

据《纽约时报》报道，银行冻结和关闭了一些客户的账户，没有事先警告，也没有什么解释——如果有任何解释的话。银行业在技术上称之为“退出”或“去风险”，但实际上，这只是“去银行化”——美国最新版的“取消文化”。

一、去银行化——取消文化的发展

在2023年年中，当著名的国际银行库茨(Coutts)突然关闭了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的账户时，媒体对他的故事进行了大量报道。法拉奇是英国前政治家和广播公司主持人。

根据银行对法拉奇的政治和社会信仰和观点以及他的专业同事网络的评估，法拉奇进一步被拒绝在其他近10家英国银行开设新账户——所有这些银行都反对。

作为法拉奇去职决策过程的一部分，Coutts的声誉风险委员会发现，法拉奇“与Coutts不相容，因为他公开发表的观点与我们作为一家包容性组织的立场不符”。

库特的官方立场是，他们取消了法拉奇的银行业务，因为法拉奇未能维持所需的100万英镑余额。法拉奇承认他没有达到平衡标准，但他说：“他们(库茨)在过去的10年里没有任何问题。”

显然，银行余额问题突然与库特作为“包容性组织”的价值观发生了冲突;因此，他们把他踢了出去，就像包容性组织往往做的那样。

虽然法拉奇事件在2023年6月获得了大量媒体报道，主要是由于所有相关各方的高调性质，但它被错误地和不准确地视为第一次此类事件。

实际上，库茨和英国银行业在做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向大西洋彼岸的老大哥学习，听从命令。

当法拉奇在英国受到“取消银行业务”文化的冲击时，这种文化已经在美国高净值企业家和投资者身上活跃了好几个月。《纽约时报》的报道模式至少可以追溯到2023年4月，并记录了2022年发生的美国“取消银行”文化。

《纽约时报》于2023年4月发表的那篇文章记录了迪隆是如何就读于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并于2013年成为大通银行(Chase Bank)的忠实客户，当时他在该大学的营销摊位开设了第一个大通账户。

十年来，迪隆一直忠诚于大通银行，他把无数合法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托付给了大通银行。现在，他和朋友们坐在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一家法国小酒馆的桌旁，去结账。

令人尴尬的是，他的信用卡先是被拒绝了，然后是他的大通银行借记卡。

当晚晚些时候，迪隆打电话给大通，却得到了确认，大通已经关闭了他的账户。他没有被告知任何原因。迪隆说，在为大通银行忠诚了十年之后，“这几乎就像得到了一个红字。”

迪隆的银行业务已被大通银行剥离。从2023年4月的那篇报道开始，《纽约时报》在接下来的九个多月里至少又写了五篇文章，所有这些文章都讲述了美国顶级银行机构取消银行业务的类似过程。

二、为取消银行业务的文化辩护

法拉奇的案例完美地展示了银行如何利用其政策来创建一个排他性的“包容性组织”。

官方说法是，库茨的立场是法拉奇未能满足银行的余额要求。在内部，库茨承认法拉奇的个人观点与他们的不同。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本质上都归结为法拉奇不再是库茨那种人了。这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价值主张。

在美国，银行正利用它们与美国政府(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合作关系，来强制执行取消银行业务的文化。

银行关闭账户(包括个人账户和企业账户)的依据，是被银行标记为不符合账户持有人性格的交易——通常依赖于由人工员工审核的算法生成的警报。

银行的安全措施有时会促使这些关闭，据称是为了打击非法活动而设计的协议。

这些警报基于可疑活动报告(SARs)。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和银行声称可以识别和标记非法行为，如洗钱。

然而，最近，SAR系统似乎对现实的把握不太到位。关键不在于SARs是否被触发，而在于它们是如何被执行的——SARs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即银行和/或政府官员)对任何可疑活动做出最终决定并锁定账户。

在美国，非典型肺炎的发病率正在惊人地上升——在过去几年里显著增加。

在法拉奇-库茨丑闻发生时，托马斯•路透社(Thomas Reuters)已经在报道美国SARs疫情的激增。他们在2023年6月的那篇文章的开场白是：在美国经营的金融机构提交的可疑活动报告(SARs)数量激增，2022年提交的SARs总数超过360万份，比2019年大流行前的水平增加了57%。

Thomas Reuters制作了一张图表，并将其包含在他们的文章中，展示了趋势SAR活动。作为参考，《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一篇关于美国取消文化的报道将美国这种反常现象的当代起源追溯到2017年左右，随后是2019-2020年的新冠疫情。

“去银行化”凸显了银行业的一个重要问题：遵守监管义务和防止非法活动的努力可能会出错——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去银行化”和每个特别行政区都在做着它们不该做的事情？

由于SARs与属于特定犯罪类型的可疑银行活动直接相关，例如洗钱或毒品活动，因此与SARs相关的联邦刑事指控和起诉应该相应增加。

三、取消文化或缺乏沟通

人的因素是“去银行化”问题的核心，正如许多高净值企业家和投资者所辩称的那样，这些银行只不过是政府将社会转变为一个“包容性组织”议程的使者。

然而，当没有向“去银行化”的受害者提供真正的理由时，受害者除了进行自己的调查以找到答案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去银行化”受害者缺乏明确的沟通和追索权，突显出需要采取一种更平衡的方式，在不损害客户信任和金融稳定的情况下确保安全。换句话说，银行应该是什么样子。

近来“去银行化”的盛行，突显出政府对美国金融和银行业的干预日益加大。这种介入将高净值企业家和投资者的日常活动定为犯罪，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和业务。

《纽约时报》强调了许多涉及美国最大银行的取消银行业务文化的例子：

• 大通银行——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违规者之一；
• 花旗银行；
• 第五/三。

这种趋势真实地说明了一个政府在一个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下垄断个人权利的风险，或者，更确切地说，企业家或投资者允许自己成为这种情况的受害者。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投资移民的内容，欢迎浏览欧美通移民的其他页面。